或许悲伤和失去的经历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人们总是对于生活有着积极的期待。许多的学者已经提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们日益关注着身体的健康，对于疾病和死亡率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人们保护自己的考虑。

　　对于每个人来说这种对于可以预见的死亡的防御、或是迟疑，或许是对于恐惧的一种抗拒和对于生命调整。尽管如此，当我们在努力抵御死亡的威胁，通过医学上对于死亡和死前状况的描述，我们感同身受。

　　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去适应变化，通常被当成是一种病理反应，也可能引起情绪的低落。那么如果一个人可以有一种安全的归属感，那么其悲痛与哀伤都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悲痛是一种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的情绪。悲痛这种情绪也是被文化所建构出来的，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同一个事物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有可能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极端悲痛的失去在另一种文化中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可以说，在不同的地区，国家，民族，信仰下，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对于同样事情的判断。我们都是受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对于那些是失去和我们是谁的身份界定，随之而来的表达悲痛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例如，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婚姻被定义为一个圣神的地位，因此一个寡妇就被赋予权力在公众下表现出对于失去的丈夫的伤心的心情，这种表达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女人对于失去她的非婚姻关系的情人表达出这种悲痛来的话，人们就会将其视为一种讨厌的行为，社会并非不允许她表达悲痛的情绪，只是社会希望这种表达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非在大庭广众之下的。

　　相似地，对于公众人物的死亡就可能会产生悲伤情绪的扩散情况，例如王妃戴安娜的死，这打破了传统的为人们所接受的那种哀悼表达的方式。

　　然而，就在公众正在为戴妃的死进行哀悼的时候，那些记录下人们悼念活动并积极促进悼念活动的媒体又开始讨论是否应该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公众性质的悼念活动。而这些讨论又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戴妃和人们并没有什么联系，她的死对于公众并没有什么影响。

　　看来这些悼念活动的举行是和社会既定的规范相违背的，并且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些规范。

　　作为护理人员，我们面对这因为各种各样的丧失而出现问题的人。一部分人他们面对着一些全新的关系，自20世纪以来家庭已经打破地理上的限制，这样也就带了以往没有出现的问题，因为原有的家庭可以提供的一些宗教的。

　　葬礼等仪式上的可以提供的一些哀悼的方式都因为家庭的变化而不能再提供了。也正因为这些仪式上的哀悼方式不复存在，那么人们就开始将这个责任归咎于大众传媒。

　　Landemann通过对1942年俱乐部大火这一惨痛事件的研究发现了痛苦难忘的丧失经历产生的过程，威胁理论也由此产生。从威胁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是那些幸存者的哀悼活动使得人们把丧失经历和悲伤的情绪复制开来，尽管这些大规模的哀悼活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KublerRoss.E将一个人得知自己患了晚期疾病后心理的接受过程作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分析：

　　首先是否认和隔离期：尽管这一时期是短暂的，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时期。

　　否认通常是人对于一些过于沉重的压力的一种自我防卫行为，这种行为或许要到死亡后才能消失。

　　然后是气愤，通常的表达是为什么是我？

　　第三阶段是讨价还价阶段：这一个阶段就是要试图拖延。

　　第四阶段是沮丧消沉阶段：失去和悲伤的感情涌上心头。

　　第五阶段是接受现实：通常在这个阶段是没有感觉的阶段。

　　第六阶段是希望：一个复杂的阶段，希望可以没有痛苦的死去，或是通过对于死亡的接受而得到了希望。

　　ParkesCM.确认了在悲伤过程中的相关阶段过程，这是他在其针对65岁以前的经历丧偶的人的研究显示的。

　　寻找阶段：在这个阶段很可能对于突然发生的悲伤归咎于记忆中以前发生过的某些悲伤的事情。对于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他们会有种逝去的人仍同他们在一起并且在看着他们的感觉。

　　减缓阶段：一种刚刚失去亲人的人的一种缓解的方式。这可能包括对于逝去的人仍活着的错觉，对于亲人逝去不相信的感觉，避免触及其回忆，不能面对现实的感受。